为推动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全面了解国内外人权研究领域的前沿经典和学术动态，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与东南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联合推出“人权研究热点专题”栏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稳步推进，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与人民生活、社会生产深度融合，人们开启了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模式。2019年6月张文显教授于“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数字人权”概念，引发学界热议。本期为大家推送“数字人权的基础理论”专题，由东南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对国内关于数字人权理论的重要文献进行专题汇总，以图表等可视化形式展示汇总结果；由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团队对汇总的专题解读分析，并在本网站发布，以展示人权热点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数据源
1. 数据来源：中文文献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在来源类别中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同时增加《人权》（入选（2021-2022）CSSCI来源期刊目录）进行检索；外文文献来源于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数据库。
2. 论文发表年限：2018年1月1日—2021年6月22日。
3.由于研究主题的宽泛性，在数据库中分别运用多个相关主题词进行检索，共筛选出115篇中文论文和55篇英文论文。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经过对115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国内数字人权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数字人权、数据权利、数据主权、新兴权利、个人数据权、个人信息权、数据权属、数据保护、数据安全等方向。
经过对55篇SSCI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该主题的研究热点主要关注数据保护、数字宪政、隐私权、上网权、人权、宪法权利、数字权等方向。
三、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数字人权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在不断争鸣中缓步向前，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对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中相关文献进行阅读整理，大体可分为“概念证立”“体系定位”“内容架构”以及“保障方式”四大部分。
1.数字人权的概念证立。
早在数字人权概念提出之前，学界对数字空间人权理论已展开研究，但概念并不统一。最早被称为“网络人权”或“互联网人权”，有观点认为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创造了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也打开了传播不良信息的方便之门，互联网管制已引起了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应当确立“网络人权”，以人权的标准建立“网络人权”的管制标准、基本原则、保障机构以及救济途径（陈峰，2007），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中存在信息表达自由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应当协调互联网领域的人权（赵玉林，2014），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自由包含了表达自由、信息获得自由、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可获得等权利，属于互联网人权范畴（孙楠翔，2017）。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人权成为了新的焦点，人们在数字空间中变得越来越透明，而权力行使者变得越来越神秘，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以及人格权受到了巨大冲击，关于大数据技术中的人权问题（郑戈，2016），人工智能技术中的人权问题（孙强，2020）等日益凸显。
随着数字化生存模式逐渐开启（姚登权，2011；黄怀璞，2016；董方，2020），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对数字科技高度依赖，出现了“无数字，不人权”局面（张文显，2019），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出现了物理时空消解、主权边界模糊、国家-社会混同和生物-数字的双重人性等社会变革趋势。这不仅导致了权利保护境遇不佳，也使得人权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尤其是个人隐私、算法歧视、公众知情权与信息公开以及数据掌控不对称等方面遭遇很多挑战。因此，需要在公共政策中注入“数字人权”价值，强化“数字人权”的权益平衡，确立公法与私法的双重保护机制，注重场景化的人权保护，促进空间上的国际合作，进而促进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马长山，2020）。
有学者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数字人权的侵犯现状，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权利正在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因而我们有理由把2019年视为中国“数字人权元年”（季卫东，2020）。还有学者从人性理论出发，认为审视数字人权能否作为新型人权，应当将其放置在虚拟的数字社会中加以审视，而非是以传统物理社会的人权理论考察其合理性。人权理论迭代源自人的本性理论变化，而数字社会的出现拓展了人的社会属性外延，形成了“数字属性”，数字人权应是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发展而成的新型人权。（龚向和，2021）。
但也有对数字人权概念进行质疑的观点，有学者提出，从人权的道德属性来看，“数字人权” 不具备人权的道德基础，难以通过“数字人性”来实现道德人权层面的证成，也就无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从基本权利理论来看，“数字人权”既缺乏宪法的规范基础，也不符合“人的尊严” 标准和“最低限度基础性”标准，无法被证立为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总之，“数字人权”不仅不是新一代人权，甚至不宜作为人权的下位概念（刘志强，2021）
2.数字人权体系定位研究。
关于数字人权的理论体系定位。在对于早期网络人权进行定位时，以非新型权利说为主。有观点认为，理解网络人权绝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立于传统人权观或者公民权利体系之外的新型人权，也不能理解为与传统人权完全对立的纯粹的“虚拟”人权。它实际上是一种使用和利用计算机互联网络，所需要保障的一系列基本人权或人的基本权利（黄学贤、陈峰，2008），也有学者认为网络人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新时期宪法、法律赋予人们的一类基本权利，是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网民在使用、利用互联网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网民基本权利。它是一种现实的权利，既不是独立于传统人权之外的新型人权，同时也不是虚拟的人权（李勇，2012）。还有学者认为，不同的人权在互联网上和实际生活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随着互联网 + 时代的到来，网络和现实的融合日益密切，很难将线上和线下的人权绝对区隔开来，因此没有必要把网络人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加以单独强调。但是由于网络人权和传统人权毕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研究其特点和保护对策仍十分必要（郑宁，2016）。
而对于数字人权的定位，则出现了四代人权说与非四代人权说两种类型。
有学者提出，按照国际学术界的说法，迄今，世界范围内人权形态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型，先后出现过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和第三代人权，目前正在迎来第四代人权。引领第四代人权的核心权利正是数字人权。随着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新兴人权大量涌现，数字人权是其中最显赫、最重要的新兴权利。它不仅是一项新兴人权，而且引领着新一代人权。尤其是“数据权”，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项引领性新兴人权（张文显，2019）。
也有学者提出，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的深入发展，人权形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重塑，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它在发展动因上，源于信息革命; 在内涵逻辑上，发生了根本转向; 在价值内核上，实现了品质升级; 在关系构架上，呈现关联义务的社会延展。这就需要确立全新的“数字人权”观，构建相应的人权保护机制，塑造尊重人权价值的“道德基础设施”，从而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马长山，2020）。
还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人权形态经历了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权利再到和谐权、环境权及分享自然资源权的三代人权转变，这一发展历程也正好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在智慧时代，“自主知识产权与数据主权的捍卫、数据权利的合理配置与保护，将成为未来社会最基本的权利景象”。结合人权发展历程及技术赋权逻辑，以数据权和信息权为代表的公民权利必将成为智慧社会基本人权的内涵之一，并以智慧社会公民所享有的“第四代人权”形式以呈现（宋保振，2020）。
但也有学者认为，从人权的代际划分原理来看，“数字人权” 的概念即使成立，也只属于三代人权范畴的内容，可以在既有人权体系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没有突破既有的三代人权格局; 个人数据信息类权利的出现，未构成人权的代际革新（刘志强，2021）。
3.数字人权内容架构研究
关于数字人权内容架构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仅将数字人权限于互联网是不够的，有必要涵盖用户体验的所有当前和未来的数字交互领域，也就是数字人权是广泛适用于数字领域的人权，包括互联网上被遗忘权，离线权，个人保护其“数字遗产”的权利，与技术相关的保护个人诚信的权利，在线言论自由权，数字身份权，技术环境中的隐私权，使用算法的透明度和问责权，在专家系统做出的决策中最终由实际人员支持的权利，数字经济中平等机会的权利，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利，在线知识产权，普遍的互联网访问权，数字素养权，在线公正的权利，在线安全权等（杨学科，2020）。
也有学者认为，数字人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权，并非完全与传统人权割裂开来，而是在对传统人权转型升级的同时，又拓展出了新的人权内容，并形成其独有的理论体系。根据权利内容的新旧程度可以采取二分法形式建构数字人权内容框架，一方面是以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基本权利数字化升级所表现出的新样态，另一方面是以上网权、数据遗忘权、数据可携权等新兴的数字权利（龚向和，2021）。
还有学者认为，新时代是一个“数字人权”日益彰显的时代。“数字人权”是一个崭新的术语，是在兼容大数据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所孕育并诞生的新兴人权，它有着积极和消极双重面向。数字人权的积极面向意味着国家对数字人权的推进和实现应有所作为。在人们几乎无法回避和逃逸出网络化生存的背景下，互联网如同交通、电力、自来水等一样，成为一项公众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数字人权的消极面向意味着人们在大数据时代“独处的权利”。在每个网民都接入互联网并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的时候，人们仍有不被审视和窥探的权利、自己的身份在无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情况下不被识别的权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干预的权利以及自己的人格利益不被侵犯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在不侵犯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升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能力（郭春镇，2020）。
有学者认为，数字人权的道德依据仍然在于传统人权的道德基础，即人的道德自主性。数字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与传统公民权利并无本质差别，仍在于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从自由与安全的角度考量，在数字化时代的网络空间中，数字人权应包括上网权、网络自由表达权、网络隐私权、虚拟尊严权（王博翰，2021），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人权是允许个人访问、使用、创建和发布数字媒体或访问和使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电信网络的那些人权和法律权利。该概念特别涉及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背景下保护和实现现存权利，例如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一些国家/ 地区的法律承认互联网访问权。与互联网有关的一些人权已被确定，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数据保护、隐私权和结社自由。此外，还确定了受教育权和使用多种语言的权利，消费者权利以及发展权背景下的能力建设（马忠法、胡玲，2021）。
此外，也有学者从价值层面强调，数据公正权要求交易数据回归事实本身而不会受到被修改、滥用和清除等不公正对待。区块链技术激励机制实现的数据公正权包括参与节点自己的数据公正权和他人的数据公正权，也可以归属于第四代人权———“数字人权”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数据主权”（胡元聪，2021）。
4.数字人权保障方式研究
关于如何保障数字人权，从权利保障层面出发，有学者认为，提出数字人权的目的在于促进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科技企业尊重、保障和维护数字权利的责任制度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尊重和保数据信息衍生出来的各种权利（缪文升，2020）。也有学者提出在全新“数字人权”的视角下，应当重新确立平等保护和倾斜保护并举的原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将“全龄友好”作为城市新基建建设的重要指标，突破单一的“适老化”思维，综合考虑儿童、老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需求（潘君豪、杨一帆，2021）。还有学者提出，数字弱势群体是“数字人权”受损最为严重的一类社会成员，亦属于需要重点关注和优先保护的群体———智能化的数字科技所带来的“权利危机”实际波及每一社会成员，数字弱势群体则因为能力和认知的不足，不仅更易受各类侵害，也往往无法充分利用数字科技实现发展权利，更难以有效规避和及时救济自身权利。（高一飞，2019）。也有学者从人格尊严角度出发，认为随着人类迈入信息时代，数字人权概念应运而生。尽管对数字人权有不同的理解，但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始终都是人权概念的应有之义。人权概念紧密跟随着时代步伐，以数字化形式导入到网络空间中，人的尊严这一人权的核心价值也因此融入数字人权中（郭春镇，2021）。
从义务体系建构层面出发，有学者提出，在制度上强调科技企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以及政府尊重、保障和实现“数字人权”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一方面表现为对公民（用户）数字化生活中隐私权、信息权、数据权、表达权、人格尊严等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提供，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所面临“数字鸿沟”的填补，以公共资源和集体行动确保社会成员平等、充分地享有接入互联网世界、过上数字化生活的条件和机会，进而真正实现其联网权和数字化生活权（张文显，2020）。也有学者提出，必须通过义务人的义务履行促使法定数字人权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享有的数字人权，即义务保障。以数字人权为依据构建由个人义务、科技企业义务与国家义务构成的数字人权的法律义务体系（龚向和，2021）。还有学者从法治化层面出发，提出要应当确立“数字人权”理念，推进数据信息自主权的制度化、探索场景化的权益平衡机制、探索过程—结果的规制策略，塑造尊重人权价值的“道德基础设施”，从而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马长山，2020）。
四、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推荐（10篇）
1.新时代的人权法理
【作者】张文显
【文章出处】人权.2019,(03)
【引言】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社会建设和社会文明、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均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人权发展成就”。…… 70年不平凡的经历和经验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使中国人民获得基本人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使中国人民共享发展人权!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使中国人民实现全面人权!
我们回顾新中国70年的人权道路， 总结人权发展经验， 提升人权理论和人权话语。这毫无疑问将极大地增强我们的人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实践自信。在回顾、总结、提升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 在既有的人权成就、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人权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和文化创新，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权事业的新突破新发展新飞跃， 提供更加科学、厚重的法理支撑。
2.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
【作者】马长山
【文章出处】中国法学.2019,(05)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的深入发展，人权形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重塑，从而打破了既有的“三代”人权发展格局，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它在发展动因上，源于信息革命；在内涵逻辑上，发生了根本转向；在价值内核上，实现了品质升级；在关系构架上，呈现关联义务的社会延展。这就需要确立全新的“数字人权”观，构建相应的人权保护机制，塑造尊重人权价值的“道德基础设施”，从而为“数字人权”提供有效的法治化保障。
3.论“数字人权”不构成第四代人权
【作者】刘志强
【文章出处】法学研究.2021,43(01)
【摘要】从人权的代际划分原理来看，“数字人权”的概念即使成立，也只属于三代人权范畴的内容，可以在既有人权体系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没有突破既有的三代人权格局；个人数据信息类权利的出现，未构成人权的代际革新。从人权的道德属性来看，“数字人权”不具备人权的道德基础，难以通过“数字人性”来实现道德人权层面的证成，也就无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从基本权利理论来看，“数字人权”既缺乏宪法的规范基础，也不符合“人的尊严”标准和“最低限度基础性”标准，无法被证立为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总之，“数字人权”不仅不是新一代人权，甚至不宜作为人权的下位概念。
4.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
【作者】龚向和
【文章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24(03)
【摘要】数字化时代出现了“生物人”与“信息人”并存的局面，人们的存在形式获得了全新的“数字属性”。这种属性来源于人的社会活动数字化进阶，在数字空间中人的社会关系生成、人格尊严维护及个人价值实现都是通过信息、数据与代码进行描绘、表达与建构的，是其社会属性数字化流变的结果。人的“数字属性”的法律保障机制包括前后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确立数字人权的法律权利形态，构建以人的“数字属性”为本原升级的传统权利与生成的新型权利的二元并存架构；二是以数字人权为依据构建由个人义务、科技企业义务与国家义务构成的数字人权的法律义务体系。
5.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
【作者】郭春镇
【文章出处】现代法学.2020,42(04)
【摘要】在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多的便利，但也给个人信息、隐私和财产带来风险，并且给人的尊严带来被贬损的可能。在兼顾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应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持审慎态度。对该技术的应用带来的风险、其所涉的数据提供者、控制者、使用者和监管者等各方的利益，以及公共利益进行衡量。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通过公权力机关的推动和公民自我认知的提升形塑“数字理性”主体。其次，立足现有规范体系和现实，将个人信息保护的“知情同意”架构进行柔韧化处理，建构合理的规范体系。最后，通过强化数据掌控者和监管者的责任、推动公众和专业人士的有效参与、建构兼容“知情同意”框架的制度体系等方式，形成基于责任和参与的多重治理机制。这些措施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路径，也是实现数字人权的应有之义。
6.“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及其法治化保障
【作者】宋保振
【文章出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38(06)
【摘要】“数字弱势群体”指基于主体的经济状况、学习能力等差异，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引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变革等原因，在获取、理解和运用相应信息并享有数字红利时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数字弱势群体”包括“显性数字弱势群体”和“隐形数字弱势群体”两种类型，是传统弱势群体在信息时代的特殊展现。不同于其他日常性不平等现象，“数字弱势群体”之损益并非仅指科技进步的负效应，其要件已构成信息社会的新型侵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塑造遵循新兴权利生成的基本逻辑，且具有坚实的利益基础、伦理基础和法益基础。现实生活中，“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以“权利束”形式呈现，主要包括隐私权、知情权、个人信息权和数据权以及其他社会发展权利。为实现对“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法治化保障需要做到:基于技术赋权理论确立“数字人权”保障理念；结合新兴权利生成“三阶段”，通过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法律解释及诉诸规范立法完善保障体系。
7.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
【作者】张文显
【文章出处】东方法学.2020,(05)
【摘要】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历经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法律秩序、以市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法律秩序、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社会法律秩序，而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正在转型为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法律秩序。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科技所催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革命，对现行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同时也为构建新秩序注入了强大动能。构建以科学、人本、公正、包容、共治为核心要素和鲜明标识的法理型法律秩序，是破解智能社会“治理赤字”的当务之急，也是智能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8.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
【作者】季卫东
【文章出处】南大法学.2020,(01)
【摘要】本文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正比例关系为线索，分析了信息技术普及和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公民基本权利面临的危机以及宪法体制进行创新的契机。过度强调隐私会限制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难以迅速进化；反之，则会造成机器官僚主义的独裁、问责机制的瓦解——这是当今宪法学的一个悖论。笔者认为，随着机器学习能力不断加强，算法黑箱化问题日益严重，以技术制衡技术将成为自然人对机器人进行间接管制的重要方式。疫情防控中智慧网络用于社会基层治理的实例和外国电子政府的经验也证明:把集权式的人工智能算法与分权式的区块链协议结合起来进行合理的机制设计，有可能成为新时代宪法秩序变迁的方向。
9.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
【作者】马长山
【文章出处】求是学刊.2020,47(04)
【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出现了物理时空消解、主权边界模糊、国家-社会混同和生物-数字的双重人性等社会变革趋势。这不仅导致了权利保护境遇不佳，也使得人权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尤其是个人隐私、算法歧视、公众知情权与信息公开以及数据掌控不对称等方面遭遇很多挑战。因此，需要在公共政策中注入“数字人权”价值，强化“数字人权”的权益平衡，确立公法与私法的双重保护机制，注重场景化的人权保护，促进空间上的国际合作，进而促进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
10.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作者】王锡锌
【文章出处】中国法学.2021,(01)
【摘要】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五、SSCI论文推荐（10篇）
1.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108+: A modernised international trea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欧洲委员会第108+号公约：关于保护个人数据的现代化国际条约
【First Author】de Terwangne, Cecile
【Source Titl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21
【Abstract】The Council of Europe has modernized its Convention 108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 2018 it adopted Convention 108 +. The modernised version of Convention 108 seek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by the us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nbsp;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new international text. Convention 108 + contains important innovations: it proclaim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al autonomy and human dignity in the fac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t consolidates the proportionality requirement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strengthens the arsenal of rights of the data subjects. It reinforc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ose in charge of data processing as well as its transparency. It requires notification of security breaches. It strengthens the independence, powers and means of action of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It also strengthens the mechanism to ensure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by entrusting the Committee set up by the Convention with the task of verifying compliance with the commitments made by Parties.& nbsp; (c) 2020 Cecile de Terwangne.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Human-centric data protection laws and policies: A lesson from Japan
以人为本的数据保护法律和政策：来自日本的教训
【First Author】Miyashita, Hiroshi
【Source Titl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21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uman dignity defined in Convention 108 + and, from a Japanese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a universal philosophy of data protection. The recent human resources scandal (the Rikunabi case) in Japan has made stakeholders to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the basic philosophy of data protection. Convention 108 + declared ?human dignity? to prohibit an instrumental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in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 and thereby, in a positive sense, place the human in the centre of data processing cycle. Although there is no concept equivalent to ?human dignity? under the Japanese data protection laws, due to social norms in Japan, the human-centric approach is supported by rec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guidelines in Japan. The basic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is universal, even if the laws are local, in bridging the different legal regimes. The promise of Convention 108 + seems to take the processing of massive volumes of personal data, sorting out the individuals, and standardising the personality as its specific targets, and the defence of digital humanity as its noble ideal. In this sense, Convention 108 + has a universal value with its human dignity. ? 2020 Hiroshi Miyashita.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3.The Human Right to Free Internet Access
免费上网的人权
【First Author】Reglitz, Merten
【Source Title】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2020
【Abstract】In 2016,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non-binding resolution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At the heart of this resolution is the UN's concern that rights that people have offline must also be protected online. While the UN thus recogni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et, it problematically does so selectively by focusing on protecting existing offline rights online. I argue instead that Internet access is itself a moral human right that requires that everyone has unmonitored and uncensored access to this global medium, which should be publicly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for those unable to afford it. Rather than being a mere luxury, Internet acces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universal entitlement because it is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lead minimally decent lives. Accepting this claim transforms our conception of the Internet from a technology to that of a basic right.
4.Democratising online content moderation: A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网络内容民主化：一个宪法框架
【First Author】De Gregorio, Giovanni
【Source Titl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20
【Abstract】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n which democracy is based. This nonexhaustive statement firmly clashes with the troubling evolution of the algorithmic society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gover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nline according to opaque technical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se actors are usually neither accountable nor responsible for contents uploaded or generated by the users. Nevertheless, online content moderation affects user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democratic values, especially since online platforms autonomously set standards for content removal on a global scale. Despite their crucial role in governing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nlin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not required to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explanation of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is work aims to show how the liberal paradigm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is no longer enough to protect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actively organis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driven by profit-maximisation rather than democracy, transparency or accountability. The role of free speech is still paramount. However, the challenges raised by the algorithmic society leads to focus on enhancing the positive dimension of this fundamental right by introducing new users' rights and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bligations for social media to inject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C) 2019 Giovanni De Gregorio.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5.A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rights
新一代数字权
【First Author】Rallo Lombarte, Artemi
【Source Title】REVISTA DE ESTUDIOS POLITICOS.2020
【Abstract】The Organic Law 3/2018, of 5 December,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and guarantee of digital rights, provides an answer to the need to guarante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rights to subordinate technology and to preserve digni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in all social areas. But new digital rights included in Title X raise several questions on its constitutional basis, its collision with other rights and freedoms, its effective guarante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hows that guaranteeing digital rights does not imply only ensuring that citizens do not see limited their ability to use technology or that individuals can enforce their rights in the face of technology. The effective guarantee of rights in the digital age imposes obligations on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o enable full access to the technological tools that allow developing human persona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digital world.
6.A new data protection law
新的数据保护法
【First Author】Rallo Lombarte, Artemi
【Source Title】REVISTA ESPANOLA DE DERECHO CONSTITUCIONAL.2019
【Abstract】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EU) 2016/679 and the Organic Law 3/2018 for data protection and digital rights guarantee have laid down a new European and 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data protection as the result of a peaceful downward vertical construction in both normative and dogmatic fields. This new data protection legal framework has provok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ormative sources becau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is constitutional right which has become exclusively an European right, affecting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of the Organic Law limited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 adapting it and completing i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legal traditions and with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guaranteeing the legal certainty that contributes to its full effectiveness.
7.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in the EU Member States: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 and other “suitable safeguards” in the national legislations
欧盟成员国的自动决策：国家立法中的解释权和其他“适当保障”
【First Author】Malgieri, Gianclaudio
【Source Titl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9
【Abstract】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very recently approved national Member States' laws that have implemented the GDPR in the field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prohibition, exceptions, safeguards): all national legislations have been analysed and in particular 9 Member States Law address the case of automated decision making providing specific exemptions and relevant safeguards, as requested by Article 22(2)(b) of the GDPR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France, Germany, Hungary, Slovenia, Austria, the United Kingdom, Ireland). The approaches are very diverse: the scope of the provision can be narrow (just automated decisions producing legal or similarly detrimental effects) or wide (any decision with a significant impact) and even specific safeguards proposed are very diverse. After this overview, this article will als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Member States free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regulation? Are 'positive decisions' allowed under Article 22, GDPR, as some Member States seem to affirm? Which safeguards can better guarante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data subject? In particular, while most Member States refers just to the three safeguards mentioned at Article 22(3) (i.e. subject's right to express one's point of view; right to obtain human intervention; right to contest the decision), three approaches seem very innovative: a) some States guarantee a right to legibility/explanation about the algorithmic decisions (France and Hungary); b) other States (Ireland and United Kingdom) regulate human intervention on algorithmic decisions through an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e.g. notification, explanation of why such contestation has not been accepted, etc.); c) another State (Slovenia) require an innovative form of human rights impact assessments on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C)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8.AI and Big Data: A blueprint for a human rights, social and ethical impact assessment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人权、社会和道德影响评估的蓝图
【First Author】Mantelero, Alessandro
【Source Titl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8
【Abstract】The use of algorithms in modern data processing techniques, as well as data-intensive technological trends, suggests the adoption of a broader view of the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This will force data controllers to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ocus on data quality and security, and consider the impact of data processing on fundament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social and ethical values. Building on studies of the collective dimension of data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embed this new perspective in an assessment model centred on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Ethic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HRESIA). This self-assessment model intend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assessment models, which are either too closely focused on data processing or have an extent and granularity that make them too complicated to evaluate the consequences of a given use of data. In terms of architecture, the HRESIA has two main elements: a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d an ad hoc expert committee. As a blueprint, this contribution focuses mainly on the nature of the proposed model, its architecture and its challenges;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odel and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will be discussed in a future publication drawing on the ongoing research. (C) 2018 Alessandro Mantelero.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9.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Using the Rule of Law to Evaluate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by Platforms
数字宪政：使用法治评估平台治理的合法性
【First Author】Suzor, Nicolas
【Source Title】SOCIAL MEDIA + SOCIETY.2018
【Abstract】Platforms govern users, and the way that platforms govern matters. In this article, I propose that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of users by platforms should be evaluated against the valu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particular, I suggest that we should care deeply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private governance is consensual, transparent, equally applied and relatively stable, and fairly enforced. These are the core values of good governance, but are alien to the systems of contract law that currently underp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platforms and their user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actual Terms of Service of 14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 show how these values can be applied to evaluate governance, and how poorly platforms perform on these criteria. I argue that the values of the rule of law provide a language to name and work through contested concer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tforms and their users. This is an increasingly urgent task. Finding a way to apply these values to articulate a set of desirable restraints 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is the key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project of 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10.Towards 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Mapping attempts to craft an Internet Bill of Rights
走向数字宪政？映射尝试起草一份互联网权利法案
【First Author】Redeker, Dennis
【Source Title】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18
【Abstract】The article develops 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as a common term connecting a constellation of initiatives that seek to articulate a set of political rights, governance norms, and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on the Internet. We start by reporting on insights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of over 30 such documents, and make reference to the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to which they may relate. We offer an overview of the core actors in the area of digit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ir initiatives aim to entrench rights into law and practice. We discuss the changing sites of political and legal intervention, including a more recent focus on domestic and regional initiatives. Finally, we consider what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could entail.
附录：
国内外“数字人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文献清单（115篇+55篇）.xls
东南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